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過程中，大家最關心的議題莫非是人類生活可能面臨那些重大的改變。隨著全球性金融風暴的蔓延，即使是在各國央行的大力挹注之下，股市依舊大跌，信心危機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幾乎已成為當代的基調。我們發現，全球人類正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速度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樣的趨勢為人類開啟了更多的機會、但也更加激化了空前的競爭，尤其是在經濟安全方面。

其實，這樣的情形不是唯獨當代如此，回到1944年時的英國，當時大戰方歇、國家殘破、危機四伏，英國福利國家之父貝佛里奇出版了《自由社會裡的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一書，他闡述其對當代社會福利制度的理想說「我們政策的核心是將需求社會化、而不是將生產社會化」，講白話一些，也就是透過社會福利維持社會的消費力、藉此穩定經濟劇烈波動時的生產力，而這也就是西方福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將生產也社會化）最大的不同。「政府必須作為一個確定的力量」，他進一步闡釋，如果政策方向是對的，就好好去做，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而這些觀點也就成為現在社會安全制度的核心。

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化作為台灣福利發展背後的兩大結構性因素，一方面資本主義發展的面向順應著全球化論述的興起而往國際經濟競爭與生產分工追溯其對民族國家能力的侷限；但另一方面，也因強烈競爭所累積的不平等、以及因資源分配扭曲之下所形成的社會矛盾卻也形成強大的改革壓力來源，伴隨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及經濟發展所醞釀出的中產階級，相當程度推動了台灣民主化的進展。具體來說，資本主義（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社會運動）、與福利發展三大結構性力量的交織互動影響了台灣的社會發展與福利政策辯論。

社會福利制度的產生往往係因應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需要，在前述三大結構因素的交織影響下產生。但國家社會所面臨之新、舊挑戰未嘗稍歇，全球化下國家競爭力的維持、產業轉型帶來就業型態與機會的轉變、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女化所帶來的世代正義議題，以及家庭型態趨於多元、貧富差距擴大導致青年與中產階級落入貧窮的焦慮感日深等，構成當前我國社會發展的新挑戰。